當最后一節非遺課的下課鈴聲在營東社區活動室響起，看著孩子們手中捧著自己繪制的蘇扇、小心翼翼養護的生態瓶，以及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紅色文化筆記，我忽然意識到，這場跨越三個社區的志愿教學活動，早已不是簡單的知識傳遞，而是一場雙向奔赴的成長。作為團隊中的課程統籌與文案記錄者，我既見證著課堂上的生動瞬間，也在幕后的瑣碎工作里，讀懂了志愿服務中“付出”與“收獲”的真正含義。

最初接到任務時，我負責的核心工作是串聯起三個社區的課程邏輯，讓分散的知識點形成有溫度的教育鏈條。衡悅社區以“生態”為關鍵詞，龍橋社區聚焦“傳統文化”，營東社區則融合“紅色基因、非遺傳承與科技前沿”——看似獨立的主題，實則暗藏“人與自然”“傳統與現代”“精神與物質”的深層關聯。為此，我需要提前與三位主講人逐課打磨內容：和顏欣雨老師梳理蘇州生態智慧課的脈絡，將“桑基魚塘”的古老智慧與現代垃圾分類實踐結合，讓抽象的“生態未來”變得可觸可感；提醒楊宏老師在生態瓶制作課上多準備一份材料，避免孩子因操作失誤產生挫敗感；在顧靜雨老師的蹴鞠課里加入“蘇超球員訪談片段”，用孩子們熟悉的場景拉近與傳統體育的距離。這些看似細微的調整，實則是希望讓每個社區的課程既保留專業性，又能貼合不同年齡段學員的認知節奏。
課堂之外，我的另一項工作是記錄與傳播。帶著相機穿梭在三個社區的活動室，成了我每天的日常。在衡悅社區，我拍下孩子們趴在窗邊觀察生態瓶中苔蘚生長的側臉，鏡頭里，陽光透過玻璃瓶折射出細碎的光斑，與楊宏老師講解“生態平衡”時的手勢重疊；在龍橋社區，蹴鞠課上孩子們奔跑的身影與顧靜雨老師示范古法踢法的專注神情，被定格成動態的視頻片段；營東社區的紅色文化講堂上，黃文宣老師展示的淮安革命老區照片前，有老人悄悄抹淚的瞬間，也有孩子舉手提問“為什么他們要犧牲自己”的稚嫩聲音。這些素材被我整理成圖文稿，發布在團隊公眾號上，有家長留言說：“原來社區里藏著這么生動的課堂，下次一定要帶孩子來。”這時我才明白，記錄不僅是留存回憶，更是讓志愿服務的影響力走出活動室，觸達更多人。
但志愿服務的重量，遠不止于“做了什么”，更在于“感受到了什么”。在營東社區的非遺課上，當黃文宣老師教孩子們制作淮安茶馓時，有位白發老人主動走到臺前，說自己是茶馓制作技藝的第三代傳人，愿意分享獨家手法。那一刻，課堂變成了代際對話的場域，孩子們眼中的好奇與老人臉上的自豪交織，讓我忽然懂得“非遺傳承”從來不是博物館里的標本，而是在這樣的互動中自然流淌的生命力。而在“文明禮儀大家”課上，劉思妍老師帶孩子們做心理小游戲時，有個內向的男孩突然舉手：“老師，我現在知道怎么跟同學說‘對不起’了。”這句話讓我想起課前為設計游戲環節，和劉老師反復修改方案的夜晚——原來教育的發生，往往藏在這些被精心打磨的細節里。
作為團隊的“粘合劑”，協調突發狀況是另一份隱形的責任。龍橋社區的蘇扇DIY課上，原定的宣紙材料突然缺貨，我立刻聯系附近的文具店緊急調貨，來回奔跑的十分鐘里，顧老師用“扇面構圖小知識”穩住孩子們的注意力。當我抱著一摞宣紙沖進教室時，孩子們齊聲喊“謝謝姐姐”，汗水浸透的后背仿佛也變得清爽。衡悅社區的生態課結束后，有個孩子遲遲不肯離開，說想再聽一次“太湖治理的故事”，我蹲下來陪他翻看課程筆記，直到他媽媽來接時，他舉著筆記說：“媽媽，我以后要保護太湖。”這些瞬間讓我明白，志愿工作的價值，既在于順利完成計劃，更在于用真誠回應每一個意外的需求。
回望這段經歷，我做的或許只是課程表上的批注、相機里的光影、緊急時刻的奔跑，但這些瑣碎的片段串聯起來，卻讓我觸摸到了社區課堂的溫度。在衡悅社區的生態瓶里，我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；在龍橋社區的蹴鞠場上，我看到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；在營東社區的紅色講堂與科技課上，我看到精神傳承與時代進步的共振。而我，既是這些場景的參與者，更是被教育的對象——教育從來不是單向輸出，當我們試圖為社區帶去知識與溫暖時，社區也在用它的包容與活力，教會我們什么是責任，什么是成長。
離開社區那天，有個孩子把自己畫的蘇扇送給我，扇面上歪歪扭扭寫著“謝謝”。這兩個字或許就是對這段經歷最好的注解：我們付出的是時間與精力，收獲的卻是比任何獎狀都珍貴的信任與成長。而這份感悟，終將成為未來前行時，心中最溫暖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