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鹽城這片浸潤著紅色基因的土地上,新四軍的故事如鹽阜大地的文脈般源遠流長。當我嘗試將這份厚重的紅色記憶融入自閉癥兒童的課堂時,原以為會是一次艱難的碰撞,卻意外收獲了一場關于接納、理解與成長的雙向奔赴。
特殊的課堂,特殊的“對話”。自閉癥兒童的世界,常被形容為“被透明墻隔開的花園”——他們對聲音、色彩、情緒的感知與普通孩子截然不同。最初的課堂上,新四軍的故事繪本、沖鋒號的錄音,甚至是仿制的軍帽,都可能引發他們的抵觸:有的孩子會捂住耳朵重復念叨數字,有的會盯著墻壁一言不發,還有的會突然起身繞圈奔跑。
我意識到,紅色文化的啟蒙不能是“填鴨式”的灌輸,必須先走進他們的世界。我們開始用“感官適配”的方式重構內容:將新四軍行軍的路線畫成彩色線條,讓孩子用手指沿著線條“行軍”;把《新四軍軍歌》的旋律簡化成鋼琴單音,配合拍手節奏傳遞力量;用紅綢布模擬“紅旗”,讓他們在揮舞中感受“前進”的意象。當一個總愛蜷縮在角落的孩子,第一次主動舉起紅綢布時,我突然明白:對他們而言,“紅色”或許不是歷史概念,而是一種可觸摸、可感知的溫暖。
鹽城的紅色資源是天然的“教具”。我們帶著孩子走進新四軍紀念館,避開人群密集的展區,專門選擇兵器陳列區——那些銹跡斑斑的步槍、軍號,在他們眼中不是冰冷的文物,而是有“故事”的物件。一個對圓形特別敏感的孩子,反復觸摸手榴彈的引信,我輕聲說:“這是戰士們保護家鄉時用的‘武器’,就像你保護自己的玩具一樣。”他突然抬頭看著我,第一次清晰地說出兩個字:“保護。”

我們引導孩子觀察戰士們的表情:“這個叔叔在笑,因為他打了勝仗。”“那個阿姨在哭,因為她想念家人。”慢慢的,有孩子會指著圖片上浮雕里的“小戰士”說:“加油。”這些變化讓我頓悟:紅色文化中的“勇敢”“團結”,其實是跨越認知障礙的共通情感,而鹽城的紅色地標,就是這些情感的“具象載體”。
我們還嘗試讓孩子參與“微型情景劇”:用積木搭建“崗哨”,讓他們扮演“放哨的小戰士”;用彩紙折“小船”,模擬新四軍“蘆葦蕩里打游擊”。一個曾拒絕與人對視的孩子,在扮演“送信員”時,竟主動將“信”(一張畫著紅旗的紙)遞給了同學。那一刻,新四軍“軍民魚水情”的內涵,以最樸素的方式得到了詮釋。
與自閉癥兒童相處的過程,也是我重新理解紅色文化的過程。他們的純粹,讓那些宏大的歷史敘事變得具體而溫暖。一個孩子把戰士的帽子涂成了藍色——那是他最喜歡的顏色。我沒有糾正,因為在他的世界里,“英雄”可以有不同的模樣,而這種包容,不正是新四軍“團結一切力量”的精神內核嗎?
有一次,課堂上播放新四軍行軍的紀錄片,畫面里戰士們在雪地里跋涉。一個孩子突然拿起自己的外套,蓋在了屏幕上。老師問他為什么,他含糊地說:“冷。”這個舉動讓在場的人眼眶發熱:紅色文化教給我們的“共情”,竟被一個自閉癥孩子用最本能的方式演繹出來。
如今,孩子們會主動把畫著紅旗的作品貼在教室墻上,會在聽到軍號聲時下意識地挺直腰板。這些變化或許微小,卻印證了鹽城紅色文化的生命力——它不僅是成年人的精神滋養,也能成為特殊兒童成長的“養分”。
實踐讓我深刻體會到:對自閉癥兒童的紅色文化啟蒙,本質上是一場“愛的教育”。鹽城這片土地上的紅色記憶,之所以能觸動他們,是因為其中蘊含著最本真的人性光輝——對家鄉的熱愛,對和平的渴望,對同伴的信任。這些情感,不需要復雜的語言就能傳遞,不需要完整的邏輯就能感知。
當孩子們用稚嫩的畫筆,把新四軍戰士畫成“戴著紅帽子的超人”,把鹽城的蘆葦蕩畫成“綠色的保護罩”時,我忽然明白:紅色文化的傳承,從來不是復制歷史的細節,而是傳遞其內核的精神力量。而特殊兒童的視角,恰恰讓這種力量變得更純粹、更動人。

在鹽城,紅色文化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,而自閉癥兒童是需要更多陽光的花朵。當紅色的光芒以恰當的方式照進他們的世界,不僅能讓他們感受到歷史的溫度,更能讓我們重新審視:紅色教育的本質,是喚醒每一個人心中的“愛與勇氣”。這或許就是鹽城給予我們的獨特啟示——用土地的厚重托舉特殊的生命,用紅色的光芒照亮成長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