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層黨員干部的身份自覺
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,基層黨員干部既是政策落地的“執行者”,也是群眾利益的“守護者”。2025年7月13日,曲阜師范大學翻譯學院尋英故里·佑踐紅心實踐隊隊員趙紫露走進拳鋪鎮,采訪了楊以良,聽他講述在黨員與村干部雙重身份下的基層實踐故事。在與楊以良書記的交談中,他對黨員與村支書身份的理解,如同一面鏡子,照見了基層治理者的責任內核。這種認識不依托于轟轟烈烈的事跡,而在日復一日的躬身實踐中自然流淌,既帶著制度賦予的嚴肅性,又飽含泥土浸潤的溫度。
黨員身份:一種超越個體的“坐標系” “黨員不是光環,是做事的‘坐標系'。”楊以良用粗糙的手掌比劃著,語氣里帶著不容置疑的認真。在他看來,黨員身份首先意味著“校準方向”——政策文件里的條文要轉化成田埂上的腳印,上級的部署要落地成村民能看懂的實在事。他提到某次鎮上開會學習鄉村振興政策,散會后他沒直接回村,而是先去鄰村的桃園蹲了半天,琢磨著人家的行距株距為啥能多結果,再結合村里的土壤條件調整方案。“黨員不能只會念文件,得讓村民覺得’黨的政策能幫咱過好日子',這才是真的跟黨一條心。”
更重要的是守住底線。他回憶起剛任村支書時,有親戚想通過他承包村里的果園,承諾“利潤分你一半”,被他當場拒絕要是開了這個口子,村民怎么信你?黨員的公信力,就是在一次次說不里攢起來的。在他眼中,黨員的先進性從不是抽象的口號,而是面對利益誘惑時的清醒,是分配公益崗位時先考慮困難戶的自覺,是暴雨天把自家麥子放一放、先去幫五保戶搶收的本能。這種身份意識,讓個體欲望始終讓位于公共利益,成為基層治理中最穩固的“壓艙石”。
圖為實踐隊隊員在采訪楊以良村干部。趙紫露提供。
村支書身份:制度與人情的“轉換器”
“村支書是個‘夾層’,但得把‘夾層’變成‘黏合劑’。”楊以良笑稱自己的工作是“既當政策的傳聲筒,又當村民的代言人”。他理解的村支書身份,首先是制度與村民間的"翻譯官"——把"宅基地確權"翻譯成"以后蓋房不吵架",把"合作社分紅"解釋成"地里的活兒有人管,年底還能領錢"。有次推廣新型農業保險,村民覺得"交了錢可能白交",他帶著村干部挨家算"往年受災損失賬",還自掏腰包給幾戶困難戶墊了保費,當年秋天暴雨過后,拿到理賠款的村民主動找上門:"楊書記,明年的保險我先交!"
同時,這個身份意味著要在"法理"與"人情"間找到平衡點。村里兩戶人家因宅基地邊界鬧了十年矛盾,鎮司法所調解多次無果。楊以良沒急著拿尺子量,而是先去老書記家翻出三十年前的分地賬本,又請兩位當事人的長輩坐在一旁,先算老賬,再講新規,最后在院子里用粉筆畫出邊界,雙方終于握手言和。“村里的事,光講法太硬,只講情太軟,得讓村民覺得這事處理得在理、暖心。”這種治理智慧,正是村支書作為基層神經末梢的獨特價值——既維護制度的剛性,又保留鄉土社會的彈性。
兩種身份的交織:在“公轉”與“自轉”中找平衡 “黨員是‘公轉’,圍著群眾需求轉;村支書是‘自轉’,帶著村子往前跑。”楊以良用一個樸素的比喻概括兩者的關系。黨員身份要求他始終保持政治自覺,比如推動移風易俗時,他先帶頭拆了自家院子里的舊神龕,告訴村民黨員不信迷信,但要信科學、信奮斗;而村支書的角色則要求他必須接地氣,比如村民習慣用土辦法施肥,他不直接否定,而是搞了塊試驗田,一邊用新技術種,一邊請老把式用傳統方法種,秋收時的產量對比,讓村民主動跟著學。
這種雙重身份的張力,恰恰構成了基層治理的活力。黨員身份賦予他不畏難的底氣——面對修排水溝時的資金缺口,他敢拍板先干起來,我帶頭墊錢;村支書身份則給予他會解難的智慧——知道村民認熟人不認公章,就把黨員分成幾個小組,常年在村口的小賣部、田間地頭蹲點,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。說到底,就是別把自己當官,要把自己當橋——一頭連著黨和政府,一頭連著家家戶戶。
離開拳鋪鎮時,夕陽正把楊以良的影子拉得很長,他正蹲在新修的文化廣場上,和幾位老人商量著“健身器材咋擺不擋道”。他對身份的理解,或許從未寫進任何發言稿,卻在每一次彎腰傾聽、每一次俯身實干中,成為基層黨員干部最生動的注腳:黨員是初心,村支書是使命,兩者擰成一股繩,才能拉起鄉村發展的千斤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