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鄠邑，有一位喜歡把山泉、耕牛與蘭草寫進文字里的作者——楊宏濤。他的語言不事雕琢，句子里常帶著山野的呼吸；他的身份既不是典型的城市寫作者，也不完全等同于土地上的農人，而是一個“山里來的、農民的后代”，把對故土的情感轉化為靜靜流淌的散文與詩意筆觸。
　　楊宏濤回憶，自己自1980年入伍起便開始動筆。最初是寫些短小的“豆腐塊”，隨后逐步寫起散文與詩歌。他向來偏愛散文，認為散文更能寫深刻的東西；但他也認可詩歌的凝練與想象空間，兩者相輔相成，成為他表達體驗與思考的主要方式。像不少生于鄉野的寫作者一樣，他從自然與鄉土中汲取養分，秦嶺的山水、村莊的細碎、四季的節律，都成為他筆下反復出現的意象。
　　對楊宏濤而言，寫作既是個人修為，也是社會實踐。他認為文學應首先“學做人”，寫作者要有樸實的品格，才能寫出與土地相契合的文字。山泉在他的散文里不只是景物，而是老師與父兄；耕牛象征勤勞與忍耐；蘭草則成為不事張揚、守本清高的隱喻。正因如此，他的作品既有鄉野的質樸，也帶著一種不張揚的精神高度：“不與喬木參天”，但在自身位置上自有分量。
　　作為畫鄉詩社的前秘書長，楊宏濤既是一個創作者，也是一個組織者與推動者。詩社目前約有一百來名成員，成員中既有農民出身的，也有教師和其他文化工作者。多年來，詩社通過“荷花詩會”“農民詩歌大賽”等活動，把分散的寫作者凝聚成一個交流共同體，為鄉土文學提供了珍貴的土壤。楊宏濤談及社團時，更多流露出對前輩的敬重，他說，李強華、章立、初紅等一代人，用樸實的人品與扎實的寫作為后來者樹立了榜樣。
　　但草根文學的生長并非沒有現實的阻力。楊宏濤直言，詩社發展的最大困難在于“三無”：無固定陣地、無穩定經費、無行政命令支持。活動多在社長家中進行，經費多靠個人承擔或臨時籌措。過去區里曾給予過一次性資助，他提到早年出版散文集時獲資助一萬五千元，但長期的物質支持并不充足。盡管如此，詩社成員憑借愛好與堅持，把有限的資源轉化為持續的創作動力。
　　在創作與傳播上，楊宏濤也表達了與時代共處的態度。他在社交媒體上會刷短視頻，并關注內容積極、接地氣的創作者，比如長期堅持戶外騎行紀錄的“劉偉元的旅行”。他認為，寫作不能閉門造車，要走進社會、接觸時代，這樣的生活體驗才能讓文字鮮活。與此同時，他也強調接受批評的重要性：“不能光聽人夸，說你差的人才是老師。”這份耐得住寂寞、愿意聽見不足的態度，是他對年輕寫作者的殷切期望。
　　談到對年輕人的寄語，楊宏濤反復強調“珍惜”和“踏實”。他提醒大家不要急功近利，要一步一步打基礎。回望自己的人生，他坦言當初也未能如愿考上大學，后在部隊與工作中有過進修與培訓的機會，但那些并非一路敞開的門。因此他更希望年輕人把握現有的環境與資源，認準方向堅持走下去。
　　從文本風格看，楊宏濤的寫作習慣于“深描”，不追逐表面的華麗，而在細節處耐心描摹。他強調物象與心象的共生，景物的描寫永遠服務于情感和主題，山雨、河道、秋聲在他的筆下成了表達心緒和人生見解的媒介。這一寫作傾向也使得他的作品在面對城市化與現代化的變遷時，更能保持一種從容的觀察與沉淀，不被潮流凌駕。
　　楊宏濤既不把“農民”與“詩人”對立，也不讓身份成為寫作的桎梏。他認為寫農村題材的并不一定非要是農民本人，而是要尊重生活，尊重土地賦予的感受力。正是在這樣的自覺中，他與詩社的同伴們一起，把分散的鄉土經驗轉為有形的文學實踐，構建出一片“小而實”的文學生態。
　　在當下快速變化的文化語境里，楊宏濤的堅持顯得格外質樸卻有力量。他既是傳統意象的守望者，也是當代鄉村文學的耕耘者，既不盲目懷舊，也不盲從時尚，而是在與現實接觸中，慢慢把詩意揉進散文，把生活的光影鐫刻在語言里。對于那些愿意把根扎到土地又愿意把眼睛望向外面世界的寫作者，他的道路與話語，提供了一種可行而穩健的范式：踏實學習、耐心觀察、接受批評、與時代同行。
　　在陜西的山水之間，在屏幕前的短視頻與書頁之中，楊宏濤繼續著他的寫作與組織工作。他相信，真正的文學不是轟轟烈烈的一剎那，而是日復一日用文字守護與記錄的溫柔與堅持。在這條路上，他愿意做一個扎實的讀寫者，把秦嶺的風聲、山泉的低語，以及蘭草的清香，繼續留在可以被人讀懂的句子里。